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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資本主義文化下的父母責任照顧兒童自然是父母的責任，但當「責任」轉化為過分的管教時，產生的不經意效果，恐怕並非是我們願意看見的。
以《In Praise of Slowness》一書聞名的CarlHonore，今年又出版了另一本有趣的書，書名叫《在壓力之下—— 從過分的父母管教文化中解救兒童》（ 《Rescuing Our Children from the Culture ofHyper-Parenting》，下稱《壓力》），當中討論了當代世界父母和子女所面對的壓力和焦慮，並提出可能的出路。
《壓力》首先描述了當代世界（特別是大城市）的兒童所面對精神和體質日差的問題。疾病年輕化的原因，主要源於當代世界所鼓吹的競爭文化和勝者全取的社會脈絡，導致兒童，特別是來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，從小就面對極大的壓力。
當「失敗」甚或是「平凡」不再被容忍， 「成功」的準則全由他人決定，兒童除了變得缺乏自信和感覺無奈以外，還同時被大量為父母和老師所安排好的活動所吞噬。Honore 訪問了一個14 歲的加籍華裔小朋友： 「我好像父母正在處理的一項工程。（I feel like a project thatmy parents are always working on.）」父母的過度管教現象（hyper-parenting），並不是自有永有的產物，而是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以不同的程度出現。《壓力》指出，過去的西方文化中，一方面有洛克（John Locke）所代表的兒童是有待父母/師長教化的一張白紙的傳統， 也同時存在盧梭（Jean-JacquesRousseau）的浪漫主義——讓兒童愉快、自由地玩耍成長。但到了19 和20 世紀，兒童福利成為了社會的關注點，由於國家之間的競爭而使訓練兒童成為了重要的國策，再加上出生率下降，核心家庭日益以小孩作為中心，父母也愈來愈依賴子女來獲得感情上的滿足。而雙職父母的出現，加上極長的工作時間，使父母傾向把子女的日程排得滿滿，一方面可以為子女「增值」，另一方面則讓別人代管子女。雖然父母的心底可能都認同管教太多不利兒童自由發展，但面對競爭文化的壓力和被傳媒放大了的社會風險（例如爬水渠報道），令家長愈來愈不放心讓學生自由遊玩。
過度規管的效果與出路
《壓力》認為，在這種過度父母管教的環境下，兒童很有可能變得十分反叛，包括自殘身體和濫用藥物；又或是完全順從成人世界的遊戲規則，成為「被管教好的小孩」（Managed Child）。父母方面，則可能惶惶終日，參與無休止的好父好母競爭遊戲。
另一方面，正如Sennett 指出，耗費家長子女大量時間和精力的考試、功課和課外活動，孕育的只是一種淺薄的技能，而非追求深度和專精的工藝精神和能力。學生在應付繁多的課外活動之餘，只能夠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大量的功課和回答割裂的試卷問題。貪多求快自然不能嚼爛消化，子女和父母往往只能訴諸直覺和信念去交差，而缺乏對議題的深入理解。需投入大量時間精力以做/學到最好的工藝精神，顯然無助（甚至有礙）於應付快餐式的功課和提高「獎勵淺薄的考試」的成績。費時的試錯式學習不再被容忍，缺乏耐性變得制度化，在這充滿對時間焦慮的社會脈絡下，兒童和成人自然傾向浮光掠影，而非雕心刻骨。
面對上述的負面影響，年輕的一代已透過各種方式，不斷發出信息，希望成年人的管教不要太多。部分父母也開始反思，認同不要孕育一整代只是為了取悅父母期望的小孩。
然而，在風險社會和競爭文化之中，要解放兒童和父母，得首先造就一個讓人安心的社會環境，以及建構有別於貪多求快、充滿壓力和恐懼犯錯的文化氛圍。例如，在發生類似小童爬水渠的意外後，傳媒不應放大危機，而需實事求是。正如Honore 指出，對小孩而言，當代社會實際上比以往都來得安全；而小孩能夠學習處理危險的能力，也遠比我們想像中高。况且，人生難免充滿各種風險，努力把兒童密封於完全沒有危險和細菌的環境（如果可能的話），除了會累壞家長教師以外，恐怕還不利於孕育孩子處理危機、抵抗病毒的能力。
《壓力》最後提出的忠告—— 「走向成人之路，其實並不只有一條」，也許值得香港的父母、傳媒和官員認真思考。與其要確保事事都在控制之下，或追求貪多求快的「增值」和「業績」，或倡導重視門面不理質量的政治公關，不如讓我們的後代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，讓家長少一點責任，讓學生和成人能重享專心投入工藝技術的樂趣。
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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